服刑中，袁某某认为自己不存在敲诈勒索的行为，和女儿之间的事是家事，司法机关没必要上纲上线，完全是女儿忘恩负义。他有着严重的悲观低落情绪，甚至拒绝服药、绝食以表达自己的“生无可恋”。他与其他服刑人员之间的相处也不融洽。如果不采取措施把他引入改造的正轨，消极悲观的情绪终会在他的身上放大，造成严重的后果。
最终，在民警和前妻的帮助下，袁某某和女儿关系缓和。一段时间后，袁某某在监狱收到了女儿的谅解书，他逐渐放下对民警的对立、戒备心理，慢慢适应集体生活环境，也开始正常吃饭、服药，不再无理取闹。此后，袁某某在改造中，表现得十分积极主动。（上海法治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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